最近开始读中国古代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还有《增广贤集》、《朱子家训》等，这些书本来都是幼儿或者少儿时期该接触和学习的，怎奈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文革”时期，学校是不会教授这些在当时来说属于“封资修”的传统文化的东西的。家里自然也没有能引导我们读这些“经典古籍”的文化人，所以直到知天命的年纪，才开始想起这些儿童启蒙书籍。

说到家里没有文化人，想来也不尽然，因为母亲是高小毕业。这个学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所以母亲曾相继担任过我们村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村妇女主任等职。我便是母亲教师生涯期间教过的学生（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只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是，做为老师，母亲似乎并不合格，幼儿园勉强可以，到了一年级，因为母亲不会拼音，我们便错过了学拼音的课程，当然母亲当时只是个代课老师，等到有了正式的老师，母亲的老师生涯便宣告结束。而我们拼音学习的阶段也便结束了。我不知道班里其他同学怎样，反正我到现在依然对拼音掌握得不好，不能不说是那时缺了这课的缘故。当然，在这里，我一点也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相反，母亲做为一个仅相当于现在小学毕业的高小生，能当小学老师，已经是足以让我们自豪的了。

母亲虽然不是个很合格的教师，但却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妇女主任。这一点，母亲任职期间的所有业绩可以证明，

在母亲担任妇女主任期间，正是农村反对封建买卖婚姻时期。我记得，这些政策在当时涉及最多的就是彩礼问题，而要彩礼早已成为当时社会尤其是农村婚嫁风俗中约定俗成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闺女出嫁哪有不要彩礼的道理！而做为妇女主任，如何说服已经收了彩礼的退还彩礼，让正准备要彩礼的放弃要彩礼的想法，让那些贫穷愚昧，目不识丁，不懂国家法律法规，一心想拿女儿赚一笔钱的家长理解并支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母亲却把这样艰巨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到后来，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等等这些连城市都不好开展的工作，对传统观念非常顽固的农村就更加难上加难了，而母亲依然把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想这一定跟母亲的说话方式有很大关系。

说到母亲说话，我小时候就发现，母亲和当时身边普通的农村人不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她的语言结构，母亲的言语里夹杂着许多合辙押韵的上下句，和形象生动的比喻。这些句子让母亲的话听起来既通俗又文雅，既生动又丰富，既简单易懂又哲理深刻，既有理有据又不生硬牵强，久而久之，她的话对周围的人便越来越有权威性和影响力。诸如：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句子，都是母亲说话时自然而然地加在她要说得事情里，使她的话语不仅具有独特的魅力，更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我一直弄不清这些句子的出处，只是觉得这大概都是一辈辈人，口口相传的谚语口头禅，现在，当我开始扫盲自己的传统蒙学文化时，居然在《增广贤文》和《朱子家训》等书里读到了许多曾经出自母亲之口的句子。当然这些书里的句子有许多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的谚语和歇后语，但像母亲这样，记得这么多，用得这么广，引得这么恰如其分的，在当时的农村人当中，确实凤毛麟角。所以我猜想，母亲一定是读过这些圣贤书的。

当然，母亲的这些颇有文采的话语，小时候我们大多是听不明白的，更别说懂得它的含义了。但是听多了，也便记住了一些。长大后，尤其是在遇到了一些事情时，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这些语录，而且越想越觉得很有道理，比如：说话不揭短，大人不打脸；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家丑不可外扬，留言不可轻信；饶人不是憨汉，憨汉不会饶人；有饭送给饥人，有话送给知人；人穷志不穷，人老心不老；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等等，这些不经意间听母亲说过的句子，后来发现自己居然记住了好多，虽然母亲从来没有刻意教过我们，更不会给我们解释这些句子的含义，但我们“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地记住的这些，无不潜移默化地指导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我们这些从没读过“圣贤书”的子女们，非常受益于这些古代先贤们用智慧总结出的至高至上的人生哲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应该感谢家有母亲这样的”文化人”！

如今母亲已经80多岁了，身体硬朗，头脑清晰，虽然依然还很喜欢说话，但我发现，现在她那些成串的“格言警句”说得却越来越少了，代之以来的是对我们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更加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惦念。反倒是我，现在会经常用她以前的语气开导她：儿孙自有儿孙福，莫给儿孙当马牛。当然我也会拿这些语录，劝诫教育我的孩子：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应念物力维艰；一毫之恶，劝人莫做，一毫之善，与人方便；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