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素质教育——在中国教育家大会上的讲话　

汪广仁（中国教育科学学会会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鄙人汪广仁，是出生穷乡僻壤的贵州赤水的早已不要“铁饭碗”的国内外到处流浪的青年学者，并非什么名师，更非名家，也不是人们盛传的香港人！前日下午，我的秘书突然收到北京来电，说国家教育部组织了一个什么会议，要本人回国讲学。庸人才疏学浅，又未及准备，赶鸭子上轿，也就和各位在座的领导、专家、“灵魂工程师”的杰出代表们拉拉“家常”吧。中国教育界现在最“火爆”的话题大概是素质教育、教育创新了。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教育创新如何，我这被奉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怪异，不想与当局顶撞。窃以为，泊来的素质当是基础，无一定程度，谈何创新？自然，创新也可促进素质之提高。素质教育与教育创新是两个面的，种与属、方与式等，毋须我言。现绕道就皮毛简单聊聊吧，请国人批评。

（一）素质教育与教育创新陈独秀１９２０年便提出了新教育的精神：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意启发的教育，要讲究实际应用。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每当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总要特别强调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实践证明，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的今天，没有比教育和科技更重要的了。没有人会否认，人才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所有竞争的核心。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的经济体制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教育体制显然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但大概没有人能够夸口说，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成功的。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但在这个领域，中国和先进国家的距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显而易见，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深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只能走到今天这种境地呢？

       试看看如下的一些问题：一、人才问题五大误区：１、学历等于人才，导致“钱学交易”“权学交易”“文凭商品化”；２、人才工程泛滥，处处“放卫星”；３、人才标准就是英语加电脑，硬性规定中高职人才必须通过英语、电脑考试；４、院士制度存在两大“致命”：①有违科学与创新要求，滥授院士，排座次，阻碍创新者的超越；②院士终身制背离优胜劣汰原则，减弱了推动创新的竞争强度；５、人才管理严重失衡：重数量轻质量，有了最高学术职衔就坐事其成；重等级轻实干，干得多、得的少，严重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今年５月１８日美国华人教授张宏智撰文称“给我一千万也不海归”，这说明了什么？

        二、审批学术弊端突现。近年来学术研究有长足的进步，但审批学术制度却愈来愈不像话。学术研究“官僚化”，行政机关垄断学术资源，并以审批方式分配资源。几乎与学术活动相关的东西都划分等级。中国特色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近十几年来不断加温，不可收拾，弊端突现：１、重点建设思想仍居统治地位，而且还有不断强化之势；２、少数单位和个人垄断科教资源；３、专家学者不能同工同酬，制造矛盾对立；４、审批等级耗费大量的资源；５、腐蚀学术风气，降低学者人格。这种“特色”不合国际规范，让外人耻笑。

      三、大学之大成了扩人，且纷纷抢争副部级。许多大学征地扩建校舍，扩大地盘，建高级办公楼、学生公窝，似乎这就是大学。于是中专、中技力争大专、学院，大专、学院力争大学，大学求综合，要争世界５００强、１００强。可还是那些人，还是那样的管理，还是那样的水平，扩大了什么呢？大学之大应在于大爱，在于高的质量。大学纷争升副部级，明显再现官本位，不但未竞争出质量，倒是花去大量资源。

       四、中共干部文凭掺假多。中共中央组织部等部门２００４年７月初的一份调查报告公布，全国有１．５万名干部的学历或学位有假，但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２００７年８月报道讲，当年“肯定不止这个数目”。这能完全怪学校吗？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唯才是举”，是一句假话。

      五、中国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奥运会闭幕式上声名狼藉的“北京八分钟”证明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甚至综合国力上也许是条巨龙，但在文化心态和文化外交上只是只睡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最缺乏的竟然是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这与希腊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的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深与浅结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自信，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国人为什么要崇洋媚外呢？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名副部长为什么不尊中国古先儒家思想，而去香港对外来的佛教圣物法门寺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合什行礼？下界奥运会，人们拭目以待，又将会看到什么呢？

      六、中国中医教育西医化严重。中国中医院校每年招收成千上万学生，但培养出来的真正中医却不多，有中医科研成就者很少，名中医更是罕见。外国人视中国的中医为宝，而中国中医院校却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导致不少中医硕士和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甚至还有看不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的。

      七、教育环境污浊。中国大学新学年开学，又一批“栋梁之才”步入高等学府，然而对近年来高达两成的大学生拒绝归还助学贷款，教育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再次面临尴尬处境。大学生中如此高的比例将自己的“信用”当儿戏，无疑是社会的一大悲衰。再看，每年十分严肃的大学考试出现考题外泄；学校以扩招为由增加收费；校方强令学生购教辅资料；寒暑假组织各种收费的兴趣班、提高班，说明了什么？同环境被污染一样，中国的教育环境同样被污染了，以致产生“强盗对强盗”的心态。在中国综合国力日渐强大的同时，道德伦理却连环崩溃，投机取巧、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社会的行动准则。上述问题及未列举到的更多的问题，症结何在呢？          一、缺乏自治自主性。经济改革的成功可以归纳为内外两大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企业本身的自治自主性。中国的企业本来并非市场经济的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只有当企业和政府分离开来后，经济改革才有了突破。中国的教育和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直到现在，教育还是政府的一部分，特别是国家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教育部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教育部的权力越来越大，大多与教育有关的资源都由教育部来垄断和分配。这意味着教育业没有任何自治自主性。如大学教授的终身职称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有了终身职称就不用前进了。这与美国等大学的成功发展的根基就是自治自主性相背离。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时，才有可能创造出高质量的产品——人才来。

     二、没有外在的压力。中国经济成功的另一个制度环境就是外在的强大竞争力。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转型，在于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非国有企业从小到大，再发展到主导作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培养出新的体制因素，更重要的是给国有企业带来了莫大的压力，促使后者的改革。但中国的教育界就没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教育基本上还处于国家垄断状态。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民办学校（包括大学）产生，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很难可见未来的教育界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和已有国有部门进行竞争。更为糟糕的是，新产生的民办学校往往就是企业，以盈利为目的，忽视教育的特殊性。内部没有竞争压力，而外在的（国际）压力更难影响到教育部门上。在没有竞争压力下，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缺乏动力。结果，教育界就像一个亏本的大型国有企业。教育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是个无底洞。只见无穷的投入，却不见好的产品出来。        三、不讲实际。也许是“文革”影响的余留，中国的教育注重搭花架子，不讲究针对性、实际性和可操作性。官方的文件口号震天，要么寥寥数语，难明细要；要么长篇大论，不便执行。坐机关下命令，不体察下情；唯命是听，不讲实际力争功绩。譬如德育，喊了几十年的“加强德育教育”，越喊德育越出问题，而且问题大多正好出在中共的成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德育教材一大堆，改来改去，并未改出一个好的德育，问题就在于“温室养花”。学生在课堂上听到的与现实社会不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严重脱节，学生在社会上所学到的东西远比课堂上学到的多。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承认社会现实，为什么不把学生带进社会去作真伪的辨析，为什么不相信学生自我教育的力量呢？其次，中国的教育要么闭关自守，要么崇洋媚外。现在崇洋到了不识自家门、不认自己的祖宗了。这样的不讲实际，岂能教育成功改制？中国的教育必须彻底改革旧制了！教育本来是培养国家人才和精英的领域，但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界形成了一种谁也不想看到的精英淘汰制，最显然的是人才外流。

      也许有人会说，人才外流是经济原因。但现在中国好的大学的教员收入已经不比任何国家差多少了，还是没有一流人才的回流。这里制度上的因素还是第一位的。如果教育制度不改，即使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几十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很难赶得上先进国家。教育改制难行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教育投资的外流。现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而这些学生到底在学什么，学到了多少？没有人研究过。但很显然，很多海外教育机构（多数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学校），只是把中国学生看成是一个市场罢了，赢利是第一位的，而教育成分有多少，只有那些学生知道。说到底，反正中国大陆教育机构都在卖文凭，国外大学也可变相地加入进来。中国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中国的政府必须痛下决心，彻底改革旧制。人才竞争场上的失败永远弥补不了其它方面的伟大成功。原因很简单，教育是个百年大计。我们可从一个小的侧面看看别的国家的教育。哈佛大学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基地。

       一、哈佛的“成人”和“成才”：１、“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２、“成才”需先“成人”；３、人文是教育核心；４、大学校长多为文科背景。二、哈佛校训：１、从“大用”着眼培养人才；２、重视人文传统；３、强调服务社会、回报社会；４、以综合素质为录取标准。三、哈佛对综合素质的重视：ｌ、保持录取率最低；２、成绩绝非唯一条件；３、重视社会活动表现。美国家庭尤其是富豪对于女的教育，学做人比学做商人更重要：１、训练子女处理人际关系；２、让孩子打工挣零花钱；３、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不挥霍。当你得知今年夏天刚从大学毕业的现年２２岁的阿列克斯·摩尔斯即将击败现任６７岁的马萨诸塞州霍利奥克市女市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时，你会想到什么呢？中国目前的教育沿袭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和做法已是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加入了ＷＴＯ已经这么多年了，中国的教育很自然地也应该融入国际市场了。市场是互动的，教育的竞争和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服务于经济。很显然，教育作为文化育人的产业，必须与社会经济对接，必须履行ＷＴＯ贸易教育服务公约的“教育的重要准则是服务于经济”的承诺，从而形成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效优质的教育制式。比如在机制上，应鼓励竞争，注重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导向，按市场取舍，优胜劣汰；在体制上，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公立而不公营，按市场经济规律配置资源；在教育取向上，注重个性的塑造，造就文化影响和创造力培养，注重教育与经济的结合，注重时代性，强调以适应社会实际应用为前题；在投资上，政府的教育投入面向市场，并不只资助公立学校，而是任由公立、私立学校平等竞争，要求无论公立、私立都要注意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动向，都要讲投入产出，讲人才培养的精英率；在教育观念上，终生学习，与时俱进，挑战权威，不断创新。现在也有一些好的兆头，如中国的辽宁省逐步取消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建立校长职级制，形成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流动能进能出的机制。中小学能做到的，优秀的大学更应做到。

     ２００４年８月，中国共青团在深圳举办的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年文化周评定“我心目中的中华青春偶像”，一改过去中国官方习惯推出英雄、楷模、突击手等极富政治色彩人物的做法，用“偶像”替代“英雄”，这是观念正本回归到生活和现实中来的好做法。８月的一份资料显示，在２００７年全球大学学术排行榜中，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共１６所大学跻身“五百大”（从１５３至５０２名）。这些，都说明中国的教育改制是可行的、必须的。上世纪中共始祖陈独秀和三十年前中共元老邓小平的话仍值得深思。中国难道今不如昔吗？要教育创新，必改制先行。

    （二）大学精神和素质教育中国大学的精神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社论《璩美凤“考博风波彰显大学的光怪陆离》。此事大家也许还能记起。被马采西亚和印尼拒绝入境的“话题女王”、以性爱光碟事件成为全球华人笑柄的璩美凤，报考上海第一学府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经济管理理论只有４０分，产业经济学只有３３分，竟然被“破格录取”。人们质疑，是否“三陪小姐”“傍大款”可将成为高校的一道风景？博士学位是不是商店里待价而沽的商品？学术的地位、尊严何在？大陆学府的学术标准将如何？当然，此事因舆论的重压和指导教授的犹疑，璩美凤未能如愿。接着又暴出了“大学之大成了扩大，且纷纷争副部级”等新闻。后来，什么审批学术、买卖文凭、无钱就别上大学、教授辞职、讲师跳楼，一连串的问题频频曝光。人们又质疑：中国的大学怎么了？中国大学的精神到哪儿去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香港的《文汇报》等连续报道：刘翔免试读博。奥运会冠军刘翔免试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攻读体育管理学硕博连续课程。而且，华东师大还派遣众多高素质导师到训练现场为刘翔“开小灶”。这些报道，又一次轰动了全球。人们的评论亦颇多，什么免试读博是‘学术献媚’，什么免试读博是‘知本补偿”，什么学术腐B、学商勾结、学政勾结等等。人们既为刘翔因紧张的奥运会训练将难达到博士学位所规定的要求而感到担忧，也为华东师大这样做会损害学术的声誉而担忧。而更清醒一点的人认为，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大学精神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学校长似平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个官员。且不说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氛围，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大学氛围，今天的中国大学也已经远远落后了。我们姑且不对璩美凤、刘翔等人作什么是非曲直的讨论，就说一说大学精神到底是什么？中世纪的欧州，有三个机构是并列的，一是教会，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学，可见大学的重要和独立。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塑造和发展人文精神的地方。这就涉及到大学的两个基本使命：一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提升。前者只就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而言，后者则涉及到大学对民族精神世界的关照。但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首先对人文精神的发展完全谈不上。就是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也无法达到当今世界的前列标准。“诺贝尔奖”还是个零，很令人痛心。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意即中国在古代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为什么到现代反而无法对人类作出杰出的贡献？“李约瑟之谜”提出的恰恰是对上述教育的两个使命，即对专业人才培养和人文精神发展在中国缺失的质问。中国素质教育的精神世界各地的报刊，

      近来总在质询中国的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你们中国人到底搞的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或者兼而有之？中国学生的道德又滑坡了多少？可我们国内的报刊却总是强调：中国的素质教育正搞得轰轰烈烈，创新教育硕果累累，中国国民素质在一天天提高。且有大量的数据加以说明，比如扫盲、义务教育成果，某月某日某省又有某几个县完成了“两基”验收。可在基层的教师却每每抱怨：我们为造假好累啊！明天不知又要我们去编几个数字？就“课改”而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几乎众口一词：“改得好，改得成功！”可一到期未考试，学生成绩又落下了，学生家长怨声载道。其实，什么是素质教育，陈独秀、毛泽东等老一辈人所讲的那种教育就是素质教育，只不过是现在改了个词而已。中国的教育不应该搞花架子，孔子的教育就不是素质教育吗？

      我看中国素质教育的精神，还是应该归结到陈独秀在上世纪初年讲的三句话上：１、教育要趋重社会；二，教育要注重启发；三、教育要讲究实际应用。无论什么教育，要研究它，要去做的时候，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就可以了，并不在乎于什么科目的新。就是研究现在大家公认的旧教育，只要他方法新、精神新，对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用，也是可以的。如果去研究国外的什么新教育，要是方法不新、精神不新，那也是徒劳的。教育和社会的关系很大，教育不能脱离社会。若教育只趋重于人而不趋重于社会实际，那么这样的教育注定是无用的。素质教育要注重启发，要承上而启下，要以学生为本位，要立足于我国每个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要注重用方法去发现方法。我们的素质教育要像中医诊病开处方那样，要讲究实际应用，能用丹参的就不必用红参，吃两颗山楂能解决的病没必要打吊针。教学的科目和教师也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即可。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可以造就新人才。

     （三）素质教育之德育为首刚才会间休息时，有几位自称北京的专家要我谈谈德育，大概是看看我爱国否，也就随机说几句吧。“文革”中的过分“专政”，使人们对德育有了偏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中国的学校德育工作才开始渐渐步入正轨。但随后的“８９北京风波”，再次掀起了对学校德育工作的重新思考。直到１９９２年中国的国家教委文件下发后，人们才真正找到了德育工作的位置。开始思索研究：“雷锋到哪里去了？”“共产主义到底怎么讲？”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人们又紧跟着探讨：“中国姓社还是姓资？”“一味抓经济，道德还要不要？”“道德多少钱一斤？”本人自１９８９年北京风波时起，就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德育工作出了这么多问题，到底症结何在，该怎样对付？我看了几个外国学校，他们好像并不特别注重德育，但学生道德素质好。我走访了国内二十几个省的上百所学校做调查，可他们几乎都这样认为：⑴德育工作是学校领导、政法课教师、班主任的事，与其他教师没有关系；⑵德育就是给学生上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讲讲大道理而已；⑶德育工作就是要教学生明大理，不必管得太琐碎、太具体；⑷德育工作开学初、节日、纪念日抓一阵就行了，不必列入学校议事日程，不必经常挂在嘴上，学校要以教学质量求生存；⑸德育就是训话，不必大惊小怪的，说一声就可以了，大家都知道的；等等。再调查学生，结果发现，学生品德步入了五大误区：⑴社会公德意识弱化；⑵法制观念淡薄；⑶“私”“利”二欲趋重；⑷生活攀比奢华；⑸缺乏自强自立精神。其成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⑴文化环境不洁；⑵家庭教育漏调多（ａ、重养轻教，重智轻德；ｂ、忽视意志、毅力、艰苦朴素良好品质的培养；ｃ、家长示范作用差；ｄ、放任自流）；⑶学校教育“一手硬一手软”（ａ、教育评估硬、软失当；ｂ、思想道德教育弱化走样；ｃ、思想品德教育缺乏量化标准；ｄ、思想品德课教学存在弊端；ｅ、只教书不教人）。于是，１９９３年，我在“遵义会议”《品德误区与补救浅谈》中呼吁，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⑴齐抓共管，形成合力（ａ、净化社会环境，培养道德回归的氛围；ｂ、重视家庭教育；ｃ、学校教育既教书又育人）；⑵讲求方法，务求实效（ａ、培养学生认识能力；ｂ、突出教育主旋律；ｃ、疏导严管并举）；⑶强化措施，硬化评估。

     １９９８年，本人在山西大学《教育与学习研究》的《中小学德育方法之误区及对策浅谈》中，再次强调并补充了此问题。２０００年初，我在“上海会议”《谈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的最优化》中，提出必须树立正确的课堂教学方法指导思想：⑴必须以启发诱导为中心，以全体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为目的；⑵必须是多种方法组成的开放体系；⑶使学生情景学习、无意识学习、直接经验学习。我认为选择好政治课堂教学方法的客观依据是：⑴课堂教学目的；⑵教材内容特点；⑶学生特点（即学习状态）；⑷教师的特长与教学艺术风格特长；⑸教学时间。要做到教学方法最优化在教学中的实施：⑴要深入研究每一种教学方法，多采撷，多实践，多分析，取长补短；⑵要注意对这些方法作综合分析，注意比较、筛选，最后落实优化组合、灵活运用。选择出来的方法究竟怎样组合才能达到最优化：⑴要注意课堂内容的逻辑结构，如何引人新课，怎样启发诱导探讨、论证以至得出讨论，逻辑主线一定要清、巧、合；⑵要注意学生课堂学习中的思维活动结构，启动、最佳和疲劳三阶段要处理好，力争以最少的时间和力量取得最大的教学效果。２００６年春末，按“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的思想，本人为“香港年会”撰写了《中国学校德育方法误区与对策》，文中另辟蹊径，主要归纳了中国学校教育中德育方法的六大误区：⑴重“灌”轻“导”；⑵重“外”轻“内”；⑶重“正”轻“反”；⑷重“共”轻“个”；⑸重“显”轻“隐”；⑹重“定性评价”轻“定量评价”。给中南海建议对策：⑴优化德育工作队伍；⑵重视教学主渠道；⑶树立现代开放的德育观念；⑷丰富德育方法体系。通过十二年在国内外到处流浪的见闻，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道德的危机是缺德。其病根在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的“一本复印书”，教育本身的功利主义使教育散失了应有的德育功能。德育目标应当是——学会做人。

         人才，首先是人，有道德的人，成才必先成人。目前的教育要从道德出发，回到本身意义上的教育上来。要抓道德回归、提高，抓精神文明建设。素质教育首先是道德教育，抓不好道德教育，就谈不上素质教育。要注重人文精神、自我意识、理解他人、心中有他人和人性教育。不但要教育学生懂得怎样生存，更要让学生懂得为什么要生存。中国在本世纪不仅应当成为经济强国，而且更应当成为道德富国。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小兵上周根据３年前侦办的一起小会计“乾坤大挪移”指出，高校科研经费腐B已经成为新问题，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B高发人群。的确，是应该敲响我们的警钟了！听长沙的朋友讲，明年全国第４９个学雷锋纪念日期间，湖南长沙市将开展“重温《雷锋日记》，续写《雷锋日记》，践行雷锋精神，争当雷锋传人”的活动，我看就是一个好兆头。几点建议：１、把德育研究分列成几个大的专题，集中力量投入研究。２、把德育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教育等结合起来。３、分段制定德育标准及测评方案，使之易于量化考核。４、既注重教育自身的研究，又与相关部门、社会联手研究德育工作，把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四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四位一体”的德育网络。（四）结束语未了，我想提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１、我国人才问题出现了哪些误区，怎样解决？２、怎样树立中国人对自己教育文化的自信心？３、目前教育环境尤其是德育环境的污浊怎样治理？４、如今的“两基”验收到底何时结束，有何实际意义？５、美国哈佛大学的教育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有什么启迪？６、中国的素质教育争论了十余年，到底如何才能切实推进？７、教育创新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教育创新？中国教育家大会会后，请大会秘书处的同志们，把本届大会专家们的报告归类整理一下，梳成辫子，报送中南海的决策者们看看。同时，我也希望中南海的决策能走出中南海，造福我们的后代。　

（来源：《中国教育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３期，记者李莉、赵明根据速记与录音整理。此文还发表于《汪广仁教科文》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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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广仁，男，汉族，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农历１０月４日）出生于中国贵州赤水。世界文化名人，世界文化交流伟大贡献奖得主，世界文化大使勋章获得者，博士、教授、院士。现任世界汪氏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科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科学》及集团公司名誉总编、名誉社长、名誉董事局主席，系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万龙素质优化教育集团终身顾问、世界华人远程学院终身教授、国际教育研究院院士、中国民办教育学会常理、中国新闻工作协会理事、全国小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常理、香港世界名人认定委员会高级专家、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常理、中国国际认证中心主任研究员等，曾任学校教研组长、总辅导员、教导主任、团委书记、工会主席、校长、省政协常委、贵州省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常理、贵州省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香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主任编审、中国教育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教育科学文化出版社社长、中国国际教科出版社董事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教文（北京）国际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国家人事部中国人才研究会人事管理研究中心西部办主任、南宁市汪广仁中外教科文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科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教育科学学会会长、世界汪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著名期刊《中国教育科学》总编，为《中国教育科学》杂志、《新世纪教育论坛》（丛书）、《中华汪氏通宗世谱•川黔滇渝相连公宗谱》等三十三套书刊副主编、主编、总编、顾问等，人称南方快速作文家、素质教育专家、语文教育家、德育教育家、教育作家、诗人、悬疑教学法创始人、香港教育家、教育编审家、出版家、家谱编修专家等，是中国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家大会首位倡议发起人，主要致力于国际、国家的教育及书刊的研究和编审工作。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７日荣获第四届世界文化交流伟大贡献奖，世界文化大使勋章，其个人肖像、杰出成就译编２０２１中英双语版《世界名人录》（综合卷•教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