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阿静”

樊春华

我的母亲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静”。在我十几岁时，一批无锡知青插队来到我们团结大队。有一天，几位女知青来我家玩，得知我母亲名叫“阿静”，感到很好奇，说这名字就像她们无锡城里大家闺秀，颇有江南女子的才气。母亲笑着回答说：“我的出生地确实在无锡”。

从交谈中我得知：母亲的祖籍在现兴化市合陈镇东联合村赵家墩子，外公共兄弟四个。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四兄弟中老大加入了地方武装，老二、老三则背井离乡来到无锡谋生，老四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成为革命烈士。南下无锡的兄弟俩，落户在了无锡东门叫做“亭子桥”的地方。在那里，老二学成鞋匠，老三学成理发匠。1932年3月，母亲在无锡出生。她是鞋匠的长女，按照江南水乡的起名习惯，外公当时为母亲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

1937年，外公决定搬回老家。母亲清楚地记得从无锡重回老家赵家墩子的情形。那是母亲10岁那年（1941年）的春天，外公外婆准备了一条小船，一人一桨，从无锡出发。而10岁的母亲，便负责在行船途中“烧香”。过长江时，母亲手捧几支香，伏跪在船头，口中不住地念念有词，还要时不时看一眼睡在船舱中间刚刚两岁的弟弟。还好，大浪没将小船儿掀翻。到了江北后，他们的船儿走走停停，大约一个月左右，终于到达老家赵家墩子。其实，当时老家的状况也不见得比无锡好。

1941年夏秋之际，日军在兴化乡下一带烧杀抢掠。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时分，外面不住地传来枪声，大人小孩都吓得躲藏在家中不敢出声。突然，外公柴笆篱门被人推开，进来一男一女。男的拿着枪，让女的把一个光身子、大约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塞进外公的怀中，用手比划着说了几句话后，便手一挥匆忙离去。从此，小男孩成了母亲的又一个弟弟。就这样，两个弟弟跟随母亲一起慢慢长大。直到全国解放后的一天，突然有人找到外公家里，将小男孩接走了。后来听说是从兴化县政府那边找过来的，还留给几十斤大麦给外公算是小男孩的扶养费。至于到底是谁家孩子，成了永远的谜。母亲少年时代陪伴了两个弟弟一个小妹，其中一个不知名字也不知来处。过去，我只知道母亲的小妹，也就是我的小姨，曾经是合塔乡里出了名的大美女。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小姨曾饰演现代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那个时候，十多岁的我天天跟在小姨后面跑。后来，出嫁不久的小姨，在生养小孩时因大出血意外离世。

也许会有人问，你写母亲，为何要写小姨呢？其实，这的确是因为我不了解母亲年轻时的模样，而想从小姨身上找到答案的原因。我曾多次想过：母亲年轻时也像小姨一样漂亮吗？也会文艺表演吗？直至好多年后，我才找到了答案。

原来，母亲21岁（1952年）嫁给我的父亲后，便将文艺细胞从赵家墩子带到了樊家墩子。不管是在白驹胜利初级社、团结高级社，还是草堰团结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母亲一直是小戏《大补缸》里的女主角，也是撑花船、挑花担中的女主（配）角。受母亲的影响，我的父亲居然也成了当时的乡村文艺骨干。父亲是小戏《撑花船》中的男主角。父亲为了把花船儿撑得精彩，居然在樊家老墩子后面栽植了一排青竹子，以方便挑选撑花船使用的竹篙子。

母亲这一辈人，是最为勤劳的一代人。20世纪“大寨式”记工时，母亲赵阿静被十多位姐妹唤着“赵班长”，叫得很亲切、很祥和。母亲作为生产队妇女劳力中的领头人，带领她的那帮姐妹，参加兴修水利、改造盐碱田、栽秧割麦等重活脏活抢着干……母亲76岁那年，不幸患上了贲门癌。在和病魔抗争两年多后，母亲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阿静”像她的名字一样，就这样安静地走了。

值此重阳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她，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浓浓的母子情。遥祝天堂里的母亲，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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