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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报》头条海外文学
导读
这是一篇李彦女史曾经在中国《当代》杂志2019年第四期发表后引起过广泛关注的精彩美文。作者通过本文
记述了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该作品被评论者高度评价，有评论家指出“李彦将毕森博士从历史的尘埃中搀扶起来，让他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觉到他的脉动和心跳，领略到他的冲动和坚毅，听到他与同伴们在卢沟桥事变前夜奔赴延安的坚实的脚步声，看到毕森被麦卡锡分子折磨时无奈的目光，让我们对饱受磨难后的毕森仍在滑铁卢大学开创中国文化课程投去钦佩的目光”。
在《当代》杂志编辑邀约下，李教授将文中提到的毕森“延安笔记”全文翻译成中文，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发表于《当代》2021年第4期。本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也作为附录，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单行本中，这里刊登的只是节选。。。。。。
让我们跟随李教授的精彩文笔领略一下一位美国学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新中国革命历史结缘的特殊生命旅程。
校园里那株美洲蕾
李彦（加拿大）
它能进入我的视野，是因其独特的色彩。
几年前，小花园的砖石甬道旁，突然出现了一棵风姿绰约的小树。我是在某个春日里，匆匆穿园而过时，蓦然回首，被它吸引住的。
树干大约手腕粗细，树冠高约三米，长长短短的枝杈上，不见一星半点绿，却缀满了淡紫色、如珍珠粒般大小的细碎花苞，纤巧，秀气，灵动，映衬着清澈的蓝天。
这是什么花呢？美得如此动人，却又如此含蓄？打听之下，方听说，原来是生长于美国南方的树种，名曰“美洲蕾”。
它是何时跻身此方宝地的？又是缘何名目呢？我不禁好奇。
这座花园不大，仅数百平方米罢了，夹在新旧几座教学楼之间，冠名为“东西方交汇园”。园里栽种着来自东亚各国的名花异草，与北美大地的土生佳丽们挤在狭小的天地中，竞相争艳。华夏的牡丹、翠竹，东瀛的樱花，高丽的木槿，配上木桥下流水、草丛中雁窝，便构成了一个和谐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这多元文化竞争并存的社会里，各族裔人士对空间的占有极为敏感，若说寸土必争，也绝不过分。为避免争端，校方不得不制定了严格的条款，限制人们随心所欲地栽花种草、恣意留情。
都有哪些规定呢？除了必须和东亚有渊源之外，还必须保持各族裔背景之间的均衡状态，不允许鹤立鸡群、独霸一方的局面出现。
譬如说，若干年前，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赠送给学校一批樱花。整整18株，名目各异，有搔首弄姿的，有蛾眉淡扫的，个个都是风情万种。然而，获准跻身小花园立足的，却仅有两株。其余的，则分别被栽种到房前楼后、车道两旁，或遮荫或站岗去了。樱花盛开时节，这里一丛，那里一簇，虽不失清丽悦目，却终未能形成铺天盖地、摄人魂魄的花海。
再譬如，在石头墙角的背荫处，藏着一株不甚起眼的丁香，初夏时会绽出一串串洁白似雪的花串。那是一个年逾90的白人老太太所捐赠的。她的女儿和女婿原为我校社会发展研究系的教授。多年前，夫妇俩曾去江西，从庐山脚下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弃婴。原本一家子其乐融融，招人羡慕。不幸的是，女孩子长到12岁那年，养父母竟先后病逝了。因了这万里之外的渊源，老太太才获得批准，在园角悄悄栽下了这株白丁香，于树下安葬了女儿和女婿的骨灰。
若再举一例，便要提到小木桥旁那两棵亭亭玉立的雪松了。栽下这两棵产自北美的雪松，是为了纪念瑞纳森学院的首任校长睿思博士。捐赠人是睿思的儿子，一个年过半百的雕塑家。他辩称，自己从幼年时起便钟情于东方艺术，作品大多彰显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和日本文化。言之有理。自然，雪松也名正言顺地落户了“东西方交汇园”。
那么，这株美洲蕾的出现，又是源于哪些说辞呢？ 怀着着满腔好奇，我走近了这棵亭亭玉立的小树，仔细打量。赫然发现，在树下的那片野草莓丛中，立着一块画册大小的浅灰色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几行英文字。
“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看到这个名字，我脑中忽地一闪，猛然间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图书馆馆长露易丝女士在行将退休的前夕，曾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并说，她估计我大概有兴趣阅读并收藏此书。
当时，我于匆忙中，随便扫了一眼，便放到书架上了。此时却忽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仿佛便是眼前这个。
匆匆返回办公室，从书架上翻找出来了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小书。不错，作者的名字和美洲蕾树下那块铭牌上镌刻的，分毫不差。
灰色的封面已经泛黄，颇为陈旧。果然，这本仅仅70多页的旧书，是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
书名颇为醒目：《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里面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了作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
1937年英文原版《1937，延安对话》，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完稿36年之后，该书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首次出版。
真没想到，自己栖身二十多年的这个小小的中文教研室，开创它的前辈，竟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是一位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学者！他是何方神圣呢？为何从未有人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难道内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可译作“毕森”。说来有趣，一番搜寻之下，发现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中文名字：毕恩来。
毕森去往延安前，在北平与家人合照
我的遐想被证实了。
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1923年，他从大学刚一毕业，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便响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踏上了神秘的华夏大地。
他先是按照教会的安排，落脚于安徽蚌埠地区，在怀远县城一所中学里就职。其后不久，便转往北京，到燕京大学执教。几年下来，凭着非凡的毅力，年轻人不但学会了既难写又难认的繁体字，还能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与路人简单交谈了。
趣的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在北京停留期间，竟然还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来华的初衷，甚至忘记了自己在这座舞台上本应扮演的角色。
回望已经消散在星空中的历史烟云，我不禁遐想，也许，毕森年轻的身影曾经出现在“三一八惨案”的游行队伍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曾挽起过刘和珍君纤弱的臂膀，迎着街头的棍棒和子弹，在血泊里并肩战斗；也许，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送上绞刑架之前，毕森也曾和京城的文人志士们一同奔走呼号……
不过，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却突然间沉默了。对于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府，毕森竟彻底地失望了。
这一转变，究竟是因何契机所导致的呢？似乎是个谜。
无论如何，1928年的夏天，在中国停留了5年之后，毕森默默地离开了北平，从满洲里登上西行的列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草原，绕道莫斯科、列宁格勒，返回了他的故乡美国。
漫长的旅途中，望着车窗外空旷的原野、无垠的蓝天，年轻人那对本来就显得过于严肃深沉的眸子里，似乎增添了更多的忧郁、难言的哀伤。
也许，在随着铿锵的车轮日夜前行的那段时光里，毕森曾不无痛苦地叩问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信仰，并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升华，或者说蜕变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从此告别了传教士的征途。
回到美国后，毕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术研究之路，且成就突出。然而，他在大学攻读历史数年之久，眼看就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却突然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转而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去了。
是福，还是祸？
多年之后，毕森曾坦言，那段时光，他已结婚成家，膝下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子女，肩头负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权衡之下，便端上了那个待遇颇为优厚的饭碗。
这样说时，恐怕他的内心一定翻腾着酸楚难言的波涛吧。是啊，假若能够窥视到隐藏在海面下的那一座座锋利的冰山，毕森还会踏上这条繁华热闹的人生航船吗？
也难说。人们都知道，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世上有不少人，哪怕是经历过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若是下辈子重来，依然会选择“怒向刀丛掷小诗”的那种活法。
当我端详着照片上那个不苟言笑、似乎永远在沉思的青年时，便更加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在这个动荡的时候，隔着远远的太平洋，毕森投来了他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里，他用笔名，或者说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赞颂割据闽赣一方的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杂志主编兼作家费立浦·贾飞，乃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好友，因此才会大胆地刊登毕森这类堪称敏感的文章。 在外人看来，毕森这种纯真得近乎狂热的情感，似乎有些奇怪。我却并不惊讶。一个世纪来，不少在中国社会底层体验过生活、了解民众疾苦的西方人士，都曾不约而同地赞赏和支持共产党革命，视其为灵丹妙药，或者说成功的捷径，藉此可迅速改造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例如在四川出生并服务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就曾以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支持共产党革命，而以“红色传教士”的称号享誉一方。文幼章曾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90多岁高龄于加拿大去世前，曾殷殷地叮嘱其儿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他出生的地方——四川乐山，撒入滔滔流淌的大渡河。我无缘见到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传教士”，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出国时，曾拜访过住在多伦多的文幼章的儿子，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同样，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传教士之子、在40年代末曾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并因此同情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恰恰是由于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们在朝野上下奔走游说，才促成了加拿大政府突破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再举一例，英国驻香港的大主教何明华 (Ronald Hall) ，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顶风冒险，悄悄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募捐筹款、送医送药，而成为周恩来与宋庆龄的知心朋友，也因此被反共势力讥刺地冠上了一顶帽子：“粉红色大主教”，并遭受到严酷迫害与打击。
1979年秋，图古德“超好”教授和菲斯在中蓝杉树时合影
1937年初，美国青年毕森凭借他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得以在当年三月底，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华夏大地，再次踏入阔别了九载的古都北平。
无暇重温京华旧梦，也来不及留恋湖光山色。那年春夏之交，毕森马不停蹄，辗转于大江南北做考察，分别采访了朝野上下多位重要角色。
5月底，他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对方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何能亲赴陕北，实地考察，一睹那片充满传说的黄土地呢
毕森是幸运的。恰在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居住在燕京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一年曾悄悄奔赴陕北采访，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在斯诺的搭桥牵线下，毕森的心愿得以实现。
与毕森结伴同行的，共有四人。一位是美国资深汉学家欧文·莱提墨。他专攻东亚和蒙古史研究，幼年时在华北长大。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里的浓厚兴趣之外，欧文从未踏足过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城延安，因此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陕北之行。
。此外，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就是纽约《今日中国》杂志的主编费立浦·贾飞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这对夫妇本来正在做数月之久的远东采风之旅，刚刚抵达了北京。他们与毕森早就是美国学界的左翼朋友。正在酝酿中的颇具探险性质的陕北之行，自然也勾起了这对夫妇的兴趣，于是，他们也积极加入，凑成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对延安的这次闪电式造访，发生在那年6月下旬，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毕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留下的笔记，对了解研究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藏于名山，无人知晓。直到整整35年之后，借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之机，才最终打破坚冰，得以出山面世。
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呢？
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白色恐怖风暴中，人人过关，层层筛检，不仅是在陕北停留过数月之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连毕森和欧文·莱提墨这样仅仅去延安逗留过短短四天的美国公民，也均被扣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顶骇人的帽子，而遭到压制。
当年，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畅销书而誉满全球、红得发紫的埃德加·斯诺，竟不得不告别祖国，将妻携子，背井离乡，远赴瑞士定居。
翻阅毕森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注意到，其短短的“序言”，是当年与他一同造访延安的汉学家欧文·莱提墨所撰写的。
在结尾处，欧文·莱提墨留下了一行文字，似杜鹃泣血，滴滴都透着难言之伤：
怀着骄傲与悲哀交织一处的复杂心情，执笔于瑞士的斯诺故居。
一九七二年八月
那一年的2月15日，埃德加·斯诺怀着满腹未竟的心事，与世长辞了。六天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顶着早春的寒流，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
人类历史上这崭新的一页，虽然翻开得晚了那么一点点，但终究可以告慰斯诺的在天之灵了。
当年与斯诺在燕园里过从甚密的朋友们，如毕森，还有欧文·莱提墨，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彻底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呢？
这本薄薄的小书告诉了我。……
补 记
去年初秋，完成了上面的文字后，便投稿给国内杂志社，于期盼等待中，天气渐凉，转眼便是隆冬了。
元旦那日清晨，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后院的池塘里，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层。邮箱里却跳出一封信来，顷刻间驱散了周遭的寒气，暖热了胸膛。
图古德（Toogood），这个英文姓氏，我还是头回遇到。若是意译，可否翻译成“超好”呢？
他告诉我，辗转听说，我在寻找那株美洲蕾的捐赠者，作为知情人，他愿约我一谈。
于是，在那个阳光明亮得耀眼、温度却为零下16度的冬日午后，我按响了“超好”教授家的门铃。
老人已经80岁了，但清俊的面容、睿智的谈吐，依稀可辨这位化学系退休教授昔日的风采。提到半个世纪前与毕森夫妇的交往，那对已经蒙上薄薄一层云翳的蓝眸里，闪出了几朵温柔的火花。
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十分宽敞，从窗里朝外望，可见街道正对面，几株高大的雪松下，掩映着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房。
自从毕森夫妇落脚滑铁卢小城，他们便租赁了那座房屋，与“超好”教授毗邻而居，朝夕相望。
“是的，只是租赁。他们从未攒够钱，购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产。”“超好”教授确认了我的疑问。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冲到门外，拍下了这座人去楼空、阶前草木凋零的老屋。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好”教授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便离开繁华的故乡英国伦敦，辗转到美国西部，继续深造。在那里，“超好”结识了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二人成婚后，双双应聘来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这座安静的小城扎下了根。
“那时候，整个滑铁卢大学才有两千名学生，与今天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超好”说。
想到如今在滑铁卢大学校园里读书的学生，仅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已达6000名之众，我不由得感叹时代的飞速发展。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而毕森夫妇同样，也远离他们在美国的一双儿女。结果，大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亲如家人般的互补关系。他们就像我们的父母，经常给我们生活和工作上的指点。而我们呢，也像晚辈一样，尽可能地关心和照顾这对年老体弱的夫妇。
”毕森夫妇亲切和蔼，行事低调。整条街上的邻居，无不喜爱这对老人。回忆起当年一桩桩或幸福或尴尬的趣事，“超好”教授的声音里，传出抑制不住的激动。
“在同一条街上生活了10年，邻居们谁也没料到，我们身旁住着的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位拥有非凡人生阅历的著名学者！他著作等身，却非常谦虚，从不张扬炫耀、吹嘘自己。他的博学、才华，就像我们剥洋葱时那样，是一层一层，逐渐才展示到大家面前的！”
毕森把自己的不少珍贵藏书都赠送给了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教授。无数个冬日的夜晚，窗外白雪皑皑，大家围着壁炉中温暖的火苗，品着中国绿茶，听毕森侃侃而谈。
“他的知识实在是堪称渊博。”“超好”仰起脸，望着空中，边回忆边说，“记得有一次，他讲述到青铜器时代的殷商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对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年，毕森教授做完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无法阅读，便请求“超好”每周三个晚上，到他家中，为他朗读作品。
“都是远东历史文化方面的经典之作。”他说。
" 您还记得都有哪些作品吗？”我挺好奇。“有中国的《离骚》，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还有日本的……哦，书名记不得了……”
“毕森教授经常指使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指使自己的孩子一样，毫不客气。”“超好”微笑着说，“我当然毫不在乎，很乐意为他效劳，但他太太菲丝却常常感到过意不去，为她的老头子总是麻烦我，连连致歉。
”后来，话题扯到菲丝，“超好”略微沉吟了一下，才试探着问道：“你是否知道，
。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吗” 见见我默默点头，他才继续说下去，“其实，相识几十年了，但仅有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菲丝对我提到过当年那桩伤心欲绝的事件。她说，人性是复杂的，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有优劣好坏两面。在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园里，即便都是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也同样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威廉姆校长惨死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怀着宽容的精神，熬过漫长的人生岁月的。
善良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冰雪消融的时刻。
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毕森教授颤抖着双手，拿出了那部藏于深山数十年之久、字迹潦草、龙飞凤舞的“延安笔记”。
是“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丽霞在她的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出来了这部书的草稿。
客厅壁上的镜框里，镶嵌着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笑盈盈的圆脸，仿佛在静静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这位滑铁卢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的女技术员，已于五年前患病离世了。
“她的骨灰，与毕森夫妇埋在同一座墓园里。每年的忌日，我都会带上鲜花，去看望他们。”“超好”的目光盯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平静地说，“这些年，汤姆也老了，很少从哈佛回来看望父母。
”提到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他告诉我，毕森去世的那个夏天，自己恰好在英国搞研究，来不及赶回加拿大，参加葬礼。
秋天时，他回到了滑铁卢，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觉得，大家应该做点什么，纪念这位非凡的学者。
“最后，这条街道的全体居民，共同出资，捐献了一棵蓝杉树，栽种在瑞纳森校园里，面对着他曾经讲授中国文化的那间教室的窗口。
”说着，他从茶几上的一个信封里，拿出一张照片来，指给我看。“这是栽树那天的留影。
”我认出了瑞纳森学院那座最老的教学楼。大岩石块砌成的底座旁，矗立着一棵笔直的蓝杉树。树旁站着几个人。我一个一个地辨认着，看到了青年时代的汤姆、“超好”、白发苍苍的菲丝。
此外，还有一个文质彬彬、似曾相识的年轻人的面影。嗯，没错，是他，那位含蓄深沉的东方艺术雕塑家尼古拉。
“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在一场暴风雪中，天昏地暗，雷鸣电闪，那棵蓝杉树的顶部，竟被齐刷刷地削掉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树若是遭遇到此种厄运，就会枯萎，死掉。然而，第二年春天，那棵蓝杉树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从顶部生出两根新杈来，继续朝天空伸长。你说蹊跷不蹊跷？”他盯着我，目光炯炯。
我默默点头，懂得他所暗示的象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为何几年前又要补栽上这株美洲蕾呢？”我不解，继续追问。
“噢，前些年，瑞纳森学院要盖新的教学楼，不得不挪动那株蓝杉，把它移栽到其他地方去。可这样一来，学生们上课时，就再也看不见它的英姿了……”“超好”一面回忆，一面慢慢说着，“不，不，这怎么行呢……
”于是，在“超好”教授的努力下，就出现了那株在春日阳光下绽放出夺目光彩的美洲蕾。
时间不早了，我合上笔记本，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与“超好”教授告别。
请你等等。”他拿起茶几上那个信封，还有一本发黄的活页本子，递到我手中，“这些东西，你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几张旧照片，细细端详。有白发苍苍、面含微笑站在瀑布前的老年毕森夫妇，也有年轻英俊的“超好”教授和温柔可爱的帕特丽霞。
“这些照片，都是和毕森夫妇相关的，也送给你。那本活页本，是毕森在1923年抵达中国之后，用来学习中文的旧课本。他在世时，曾复印了一份给我。”
“您也跟随毕森学习过中文吗？”我翻开那本发黄的活页课本，目光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繁体汉字，惊讶地问道。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摇了摇头。“实在是太难了。我顶多学习了一百个汉字，就坚持不下去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最近，我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两周之后，就要开始去医院做化疗了。这些历史资料，都留给你，权当纪念吧！”
看着“超好”教授坦然的目光，我握紧他那双温暖的大手，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当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再次绽放花朵时，我将开始教他学习中文，补上他青年时代没来得及完成的梦想。
送我到了门边，帮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后，他轻声地问我：“天气暖和了之后，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墓园里看望毕森夫妇，还有帕特丽霞吗？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但我从他的眸子里，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掺杂着期望。我看着他，郑重地点头。“当然。我一定会去的，年年都会去。您放心吧！”汽车发动后，我挥动手臂，朝站在玻璃门后定定地望着我的那个身影道别。突然间，一个念头涌上了心头：那篇投稿迟迟未能确认发表，焉知冥冥中，恰是上帝之手在掌握着世间事物应有的进程，耐心地等候着我，为亲爱的读者们补上这悬念的答案呢？
( (这里刊登的只是节选)
2019年3月23日
作者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作品集《不远万里》、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重读白求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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